第五章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一)


第五章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导语: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同年 11 月 2 日,日军侵占大连。 败讯传来, 正值慈禧太后六十大寿, 有人愤然书联于北京墙头: 万寿无疆, 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慈禧垂帘听政二十余年,丧权辱国,死 后却被尊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 对此, 有人书联 嘲之:垂帘廿余年,年年割地。尊号十六字,字字欺天。 甲午战争的失败, 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 助长了列强瓜分中国 的野心。 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 (一)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十九世纪末叶, 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它们 加紧发动侵略战争,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 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俄、英等国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的权利, 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 ,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 1、法德俄三国干涉还辽 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国充当了急先锋。俄国是一个军事 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工业比较落后,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同英、美等列强 竞争, 企图通过进一步扩大领土的办法来弥补经济力量的不足。 俄国早就 想侵略中国,尤其是独霸中国东北。但是,甲午中日战争后,签订《马关 条约》 ,清政府把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俄国政府认为这是对俄国独霸 东北的直接威胁,不能听任所为。于是就联合德、法两国劝告日本退还辽 东半岛,并提出,如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 对俄国的建议,德法两国积极响应。俄、法、德三国各有打算,各怀 鬼胎,互相利用,促成了以俄国为主轴的三国干涉还辽。法国是俄国在欧 洲的盟国,愿意参与干涉,并借机向清政府邀功。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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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渴望在远东地区夺取殖民地,认为这是一个难逢的机会。 1895 年 4 月 23 日,三国公使要求日本政府退出辽东半岛。三国海军 也同时出现在日本海面, 大有顷刻兵戎相见之势。 日本政府当时无力与三 国作战,急向英、美两国求援。然而,英、美两国既不愿冒此风险,也害 怕日本在华势力过分膨胀,都劝告日本接受三国的要求。于是,日本被迫 退还辽东半岛,向中国索取了 3000 万两白银“赎辽费” 。 (而在随后的日 俄战争中,俄国战败,日本又占领了辽东半岛,3000 万两的“赎辽费” 打了水漂。 ) 三国干涉还辽是 19 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 2、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俄国——东北全境。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在“还辽”事件后,对俄 国产生了很大幻想,主张拉拢俄国,牵制其他列强。而俄国以“还辽”为 借口,寻找机会向清政府索取“报酬” 。这年冬天,它就以“还辽”有功 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给予俄舰到胶州湾“过冬”的权利。1896 年 6 月, 6 月 3 日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 ,即《中俄密约》 。俄国在“共同 防日”的名义下,通过修筑中东铁路把自己的势力伸入我国东北地区,加 强对中国的控制。 (中东铁路的修建,必然“使俄国在任何时间内,都能 用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威, 或集中于满洲、 黄海海岸及 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 。 ) 1898 年,俄国又通过《旅大租地条约》 ,旅 顺口、大连湾等租与俄国,租期 20 年,在租期内旅顺口和大连湾完全由 俄国管辖。东北全境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山东。在甲午战争前就垂涎我国胶州湾。1896 年,它向清 政府正式提出了租借要求。鉴于这时俄国舰队已在胶州湾攫得“过冬”权 利, 11 月 14 日,德国借口两个德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派军舰 占领了胶州湾,夺取青岛炮台。1898 年 3 月 6 日,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 了《胶澳租界条约》 (青岛地区旧称胶澳) ,主要内容是: (一)清政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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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租给德国,租期 99 年,在租期内胶州湾完全由德国管辖。 (二)清 政府允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铁路。 (三)在山东境内举办任何事业,如 需用外人、外资和外国器材时,德国享有优先承办权。此后,胶州湾成为 德国的殖民地,山东全省变成德国的势力范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1914年11月,日本取代德国侵占胶澳,进行军事殖民统治。 )

法国——云南、两广。法国早在 1895 年就强占了中国云南两广攫取 了开矿等部分特权。1899 年 11 月 6 日,法国再迫使清政府答应租让广州 湾,并于正式和清政府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 ,强租广州湾及其附近 水面,租期 99 年。此外,还在云南、广东修筑铁路,以及承办中国邮政 等特权,并逼迫清政府答应不把云南、两广割让给他国。从此,云南、两 广地区变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香港、 长江流域。 英国于 1898 年 6 月 9 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了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把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 即所谓“新界” , “租借”给英国,为期 99 年。至此,连同香港本岛、南 九龙半岛和昂船洲,便是今天的香港。 (香港被割占的历史: 1840 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 清政府战败, 於 1842 年 8 月,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将香港岛 割与英国;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北京条 约》,英国借机占领了九龙;1898 年 6 月 9 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 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租借给英国,为期 99 年,条约於 1898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1997 年香港回归) 为了阻挡俄国势力由东北地区南下,英国又要求按照租让旅顺口的同 样条件租借威海卫,并于 1898 年 7 月 1 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订租威海 卫专条》 ,强租威海卫。从此,长江流域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福建。 日本也不甘落后, 于 1898 年 4 月 22 日强迫清政府答 应不把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使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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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也于 1899 年 3 月向清政府要求租借浙江沿海的三门湾,由于 列强之间的矛盾和清政府的拒绝,没有得逞。

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中,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最后 总是以牺牲中国主权来换取它们相互之间的妥协。1896 年,英、法两国 达成协议,规定在四川、云南两省已经取得和将来得到的一切权利,都由 英、法两国共同享有。1898 年,英、德两国达成协议,英国承认山东为 德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则同意英国租借威海卫。 这些协议都是帝国主义国 家背着中国订立的分赃协定, 既是它们之间暂时妥协的产物, 也反映了中 国当时的屈辱地位和险恶形势。 3、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当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划势力范围时, 美国正在同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 律宾,一时无暇顾及中国。然而,美国丝毫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美 西战争结束后, 美国夺取了关岛和菲律宾, 在西太平洋建立了侵略的基地。 接着,美国政府于 1899 年 9 月至 11 月,分别向英、俄、德、日、意、法 等国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通碟。 “门户开放”的基本内容是:1、各国对他国在中国所取得的任何势力 范围、租借地、通商口岸和既得利益,不得干涉;2、各国对运往自己势 力范围各口岸的他国货物,均由中国政府按照中国现行关税率征税。3、 各国对进入自己势力范围各口岸的他国船舶, 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舶的港 口税; 当他国使用自己所修或所经营控制的铁路运输货物时, 不得征收高 于本国商品的铁路运费。 (美国在 1899 年 9 月 6 日致英国的照会中还提出:美国希望中国“为 全世界商业保留一个开放的市场, 消除国际摩擦的危险根源, 从而使各列 强在北京采取一致的行动” 。福森科著,杨诗浩译: 《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 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第 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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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 是在承认其他帝国主义在华的既 得利益,缓和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的同时,要求列强按照“利益均沾、机 会均等”的原则,承认美国在各国势力范围享有同等权利。其他列强因为 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对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态度不完全一致,但 最终基本赞同。美国对 “门户开放”政策十分得意,认为这是“在外交 史上从来没有比此次更光辉和更重大的胜利” , “它保护了现在的利益, 保 障了未来的利益,使美国立于一个牢不可破的地位” (卿汝楫: 《美国侵华 史》第 2 卷,第 465 页) 。 (二)列强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 瓜分中国的过程中,还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形成了对华经济侵略的 新特点。当时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有: 1、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贷款 《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要在三年内付清对日赔款,加上赎辽费共 2 亿 3000 万两(原本商议的对日赔款是 3 亿两白银,因李鸿章在马关被日 本愤青打了一枪,而减少了 1 亿) 。当时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仅 8000 万两,根本无力支付这笔巨款。列强认为这是一个掠夺特权的大好机会, 乘机迫使清政府举借外债,以达到在财政上控制清政府的目的。 第一次——俄法洋款。列强俄国借口“三国干涉还辽”有功,联合法 国,首先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并于 1895 年 7 月 6 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借 款条约,借款总额为 4 亿法郎,合 1 亿卢布(约合 1 亿两白银) ,以海关 收入为担保,年息四厘,分 36 年还清。这是列强对中国进行大量政治贷 款的开端。俄法通过这笔贷款,开始插手中国海关管理。 第二次——英德洋款。英、德取得了借款权, 1896 年初强迫清政府 签订借款条约,借款总额为 1600 万英镑(约合白银 1 亿两) ,以海关关税 为担保,年息为五厘,分 36 年还清,在借款偿还期间,中国海关总税务 司职位必须由英人充任,英国人获得了长期控制中国海关行政权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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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英德洋款。1898 年 3 月 1 日,清政府再次被迫签订《续 借英德洋款合同》 ,借款总额为 1600 万英镑(合白银 l.12 亿余两) ,以长 江一些港口常关税作担保,年息为四厘半,偿还期限为 45 年。 仅这三次大借款, 总额即达白银 3 亿两, 主要用于偿付甲午战争赔款 和赎辽费。而俄、英、法、德等国则由此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部分内地的 盐税、外贸和运输等。除以上三次大的政治贷款外,清政府还有一些其他 名目的借款,这些借款不仅利息高,而且还附加有政治条件,进一步加深 了清政府对帝国主义的财政依赖。 2、争夺铁路修筑权 甲午战后几年, 列强在中国取得了长达 2 万余里铁路的投资权和修筑 权。由于修筑铁路,帝国主义势力开始从我国沿海港口深入到内地,获得 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 为争取这些铁路的投资权, 以便控制中国的交通命脉, 巩固和扩大各 自的势力范围,列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经过斗争和妥协,俄国获得了长 城以北地区,英国夺得了长江流域,法国获得了云南、两广,德国拥有了 山东的投资和修筑权,同时享受铁路的经营权、沿线的行政权和警察权。 因此, 投资和修筑铁路成为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相输出资本和巩固势力 范围的重要手段。 3、投资矿山 甲午战争后,列强取得了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利。1896 年,美国首先和 中国“合办”门头沟煤矿。从此,列强纷纷行动起来,与清政府签订“矿 务”合同,先后夺取了北京、山西、四川、新疆和东三省等地的矿产投资 权和开采权。许多重要的煤、铁、金矿的开采,都直接控制在帝国主义手 里。 4、开办工厂 甲午战前,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工厂有 80 余家。甲午战争后,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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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设厂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规模也扩大了。1895 年至 1900 年间,列强 在华开设工厂急剧增加到 933 家。 外资企业门类繁多, 深入到中国经济的 方方面面。他们依靠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依靠享有的种种特权,利用当地 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取得了巨额利润,严重排挤了中国民族工业。 甲午战后列强在华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 给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造 成了巨大的压力,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三)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1、甲午战败的危机 《马关条约》 的签订和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 进一步暴露了 清政府卖国投降、 腐朽落后的真正面目。 它虽然靠出卖国家领土和主权得 以苟延残喘,但困难重重,人心思变,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统治危机。 财政危机。甲午战后,清政府全年总收人约 8000 余万两,仅军饷、 洋务和归还外债三大项就需支出 7000 余万两,其他各项常用经费还需 2000 余万两,还差一千数百万两。对日本的巨额赔款,逼使清政府先后 三次举借外债。从 1896 年起,清政府每年要偿还外债本息 2000 万两,到 1898 年又增为每年 2500 万两,财政更加困难。与此同时,在中日甲午战 后几年间,直隶、奉天、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 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先后发生严重的水灾或旱灾。1898 年、 1899 年,黄河又连续两年大溃决,直隶、山东沿河两岸多被淹没,死亡 十六七万人,灾情之重为百余年来所未见。使得财政赤字愈增愈大,财政 危机日甚一日。 信任危机。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战后的瓜分危机,还使中国社会的各阶 层不同程度地对清政府感到失望。 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来思考民族的前途和 救国的出路,并共同地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呼声。在清政府中,也有不 少以上奏疏,递条陈,要求在财政、用人和军事方面进行某些改革。 宫廷危机。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战后的危机,还进一步加剧了清朝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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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集团的矛盾。 慈禧太后在战后仍醉心于自己的大权独揽, 把持军政实 权,以削弱光绪皇帝和帝党的势力。光绪皇帝依靠帝党集团,希图改变其 处境,发展国家以图自强。他和慈禧太后之间,帝党和后党之间,矛盾更 趋激化。 2、清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 面对空前的危机,为了转危为安,清政府试图做一些改革,主要措施 如下: (1)编练新军 甲午战争中, 清军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出来。 清朝统治者认为日军是 “专用西法取胜” ,因而也打算仿照西法练兵。1894 年起,由袁世凯接替 编练新军。 (袁世凯, 1859 年出生在河南省项城县的一个官僚大地主家庭, 是北洋军阀的开山鼻祖。1911 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他利用了当时清朝 初亡、民国初兴的条件,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但他一直梦 想恢复帝制,自己当皇帝。1913 年,他强力解散了国会,实行独裁。1915 年 12 月 12 日,他终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改元“洪宪” ,当上了皇帝。 袁世凯作了皇帝,立时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蔡锷等人纷 纷发动讨袁运动。全国人民的反对,闹得袁世凯很难办,很快就病倒了。 1916 年 6 月 6 日,复辟狂袁世凯终于一命呜呼,只作了 83 天皇帝 (1915.12.12~1916.6.6)。因为他是在农历五月初五日前死亡的,所以人 们说他的死正好应了“癞蛤蟆过不了端午节”的说法。同时,也就在人们 中开始流传“袁世凯做皇帝——好景不长”的说法,借以形容某人、某事 维持不能长久。) 袁世凯在奉命到小站接练新军后,将定武军扩编到 7000 余人,改称 “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在编制上以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为蓝本,全部使 用购自国外的新式武器, 延聘德国军官督练洋操。 清政府期望依靠新建陆 军振兴军事。新建陆军由户部供饷,饷银每年近百万两,在当时各军中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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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最优。袁世凯也因督练新建陆军而受到清政府的特别垂青,1897 年 7 月被提升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 (2)整顿财政 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 清政府在增捐增税、 向人民大肆搜刮的同 时,又着手整顿财政,严查财政和税收管理上的种种弊政。但是,财政整 顿所收款项,对于巨额的赔款和赤字来说,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3)派遣留学生 清政府在 1896 年 3 月派遣了第一批赴日留学的学生 13 名。 此后, 赴 日留学日渐成风,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 清政府的这些措施,虽然收到了一些成效,但并没有把自己从危机中 拯救出来。 清政府的这些措施并没有能挽救其统治危机, 更谈不到给国家 和民族的命运提供转机,亡国灭种的威胁仍然与日俱增。

二、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的结果, 使中国的自然经济进一 步解体, 商品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扩大, 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 发展创造了条件。 而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狂潮又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 民族危机,中国社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1、初步发展的原因分析 “实业救国” 的提出。 甲午战后, 有些爱国的民族企业和工商界人士, 痛感战败之辱,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提出自办铁路,自开矿山, 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 。同时,甲午战争前兴办的不少新式企业获 得的优厚利润也刺激着人们兴办实业的热情。 允许民间办厂。清政府放松限制,允许民间设厂,这进一步激发了一 部分官僚、 地主和商人投资新式企业的积极性。这标志着中国几千年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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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经济政策——从商鞅变法开始的重农抑商政策开始改变, 与世界潮流接 轨,资产阶级异常活跃。 2、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据 1895 年至 1898 年的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新创办的商办厂矿企业有 58 家,资本总额达 1200 万元。在民族企业中,集中了纺织、丝织、食品、 印刷等轻工业和采煤、航运等企业,其中棉纺织业发展最快,民族资本主 义企业的发展,大大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在这些商办企业中,比较重要的有:华侨商人张振勋在山东烟台创办 的张裕酿酒厂;夏粹芳等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等。 3、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局限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艰难,发展过程中又遇到重重困难和 阻碍,走过的路非常曲折。 首先,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没有力量与雄厚的外国在华资本和廉 价的商品竞争,随时都有破产倒闭的危险。这一时期,外国资本在华投资 急剧增加,新建工矿企业 57 家,拥有资产 4475 万元,资本总额为中国民 族资本的 3 倍以上。 他们的产品大量充斥市场, 中国民族工业产品很难与 之抗衡。 其次, 受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 “民间办厂” 虽然得到了清政府的允许, 但并没有得到法律上的保护。苛捐杂税、官吏勒索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 益增加。种种限制使得民族工业发展更加困难。可以说,中国民族资本主 义自身发展的过程,也是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并没有为中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可能和有 利的条件。 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艰难发展的过程中, 新兴的资产阶级目睹了帝国 主义在甲午战后瓜分中国的狂潮, 深感只有挽救民族危亡, 才能发展资本 主义。他们中间的上层,经过几年的发展,力量也较为雄厚。他们要求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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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 要求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 渴望参 政,进行政治变革。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他们意识到不但清政府不 能为他们开辟这样的道路, 洋务派和洋务运动也不能开辟这条道路。 而由 甲午惨败引发的割地赔款和瓜分危机, 将把中国推进亡国灭种的深渊。 深 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 站在救亡图存前列的,正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 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制 度, 实行政治变革, 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但是, 他们刚产生不久, 其中许多人还占有土地, 从事封建剥削, 因而他们不希望从根本上推翻封 建制度。于是,他们在政治上选择了比较温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以 康有为、 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 就是适应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 要求,开始登上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 (二)维新运动的背景 1、政治上: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民族的危亡激发民族意识。甲午战争 中国损失太大了,面子上也过不去,梁启超曾经讲:华夏四千年大梦之唤 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这一仗可把中国人给打醒了。 我们为什么会败给小日本, 有人就开始琢磨, 因为我们的变革没有触及根 本,日本在明治维新时除了人种不能变,其他全变了,完全西化。咱们是 学一点皮毛,现在军事装备先进了,但是还是打不过人家,甚至败给了曾 经的学生日本,这样一来,中国人认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 运动,没有触及制度,是治标不治本的。因此,认为制度也要变革。 2、经济上:19 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壮 大。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加上西方文化的 传播, 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思想观点反 映了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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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思想上:维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在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爱国 思想和学习西方的进步主张后, 由早期维新思想家发展而来的一批新式知 识分子, 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 逐步形成了一个共 同认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甲午战争失败后,帝 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更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 播。 他们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新的政治力量的代表, 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到 1898 年进一步发展成有组织、有纲领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这 就是戊戌变法, 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政治演出。这次维新变法的领袖是 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 年) ,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封 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博览群书,志向远 大。1879 年以后,康有为先后到香港、上海等地游览和考察,接触到一 些西方资本主义事务, 开始向往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政治制度,逐步产生了 维新变法思想。他继承了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抵 抗侵略,使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中法战争失败之后,民族危机进 一步加深。1888 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乡试期间,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 书,提出如果继续因循守旧,则有内忧外患的危险。他希望皇帝下决心赶 快“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以挽救国家危亡。这封上书由于顽固派 的阻拦,没有递到皇帝手里。但它却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从此,康有为就开始了他倡导维新变法的政治活动。 (三)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开办学堂。1891 年,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学馆,招生讲学, 阐述变法思想,并培养了许多维新派骨干,如梁启超等。万木草堂主要讲 授中国几千年来学术源流、 历史政治沿革得失, 涉及西方国家历史、 政治、 也注重体育和音乐。 2、奠定理论基础。康有为把西方政治资本主义学说同传统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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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 奠定了资本主义维新派进行变法的理论基础。 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 写成的。 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 伪造的文献; 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写成是 “托古改制” 的鼻祖, 说孔子一生都是立志改革的,并以此论证维新变法是将孔子思想发扬光 大。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 强烈的震动和反响, 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因而这两 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 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 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 《大同书》描绘了人世 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 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廖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 ,他没有也不 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经过几年的思想理论准备, 又有了一批维新志士作为骨干力量, 一场 以改革封建专制制度、 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 一候 有了适当的时机和条件,就将迅速兴起。 3、 “公车上书” (上书言事) “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它使维新思想发展为爱国救亡 的政治运动(公车:早在汉代,便有了以公家车马送应试举人赴京的传统。 最早为汉代官署名,臣民上书和征召都由公车接待。后也代指举人进京应 试。原指入京请愿或上书言事,也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出处《史 记·东方朔传》 ) 维新思潮发展成政治运动,是从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 ”开始的。 1895 年 4 月,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日本逼签《马关条约》 的消息。对于这个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举国上下一片愤怒,在京参加会 试的举人也义愤填膺,康有为更是万分愤慨,奔走呼号,发动了 1300 多 名举人于 5 月 2 日联名上书朝廷, 在书中痛切指出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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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的阶级矛盾,指出,在这种形势下,对日割地赔款,势必丧失人心, 引起列强“瓜分豆剖”的严重后果,他要求光绪皇帝“拒和、迁都、练兵、 变法”的主张。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 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即拒不签订《马关条约》 ,由皇帝下诏罪己, 严厉处分丧权辱国的大臣;迁都西安,整军再战;将对日赔款移作军费, 加紧练兵;实行变法,跟小日本再决一死战,以改弦更张,转弱为强。这 四项措施中,康有为认为前三项是“权宜应敌之谋” ,变法才是“立国自 强之策” 。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这也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 书皇帝。 这次上书, 不论在政治思想内容上和变法的政治主张上, 都比第一次 上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次上书,都察院却以《马关条约》已 经签字,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 “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 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和爱国救亡运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产生了广泛的 社会影响。 社会上要求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康有为也从此确立了维新变 法运动领袖的地位。 4、发行报刊——《中外纪闻》 为了争取更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支持和参加维新变法运动, 康有为和 一些维新志士还在北京创办报刊《万国公报》 ,以梁启超为主笔。宣传西 学,宣扬变法,后改名为《中外纪闻》 ,是资产阶级早期的机关刊物。大 力宣传维新思想,制造变法舆论,训练变法人才。维新变法很快成为社会 思潮的主流,维新变法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 5、成立强学会 又称为强学书局,或译书局。强学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早年发起的政治 团体, 是在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组织成立的。 在维新 变法得到光绪皇帝支持、 声浪高涨之时, 强学会的成立引起了不少官僚的 兴趣。 当时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也来参加, 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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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捐款,甚至李鸿章也想捐银入会,只是由于名声不好,而被拒绝。西方 国家来华的一些著名传教士, 也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的变法, 并极力向中 国的维新派施加影响。 同时,维新派还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 ,梁启超任主笔(梁启超 (1873-1929 年) ,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 和得力助手) ,宣传变法理论和主张,它以新颖的言论,流畅的文笔,风 行海内,影响深远,对维新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梁启 超发表的一系列鼓吹维新变法的文章,更是势如破竹,震聋发馈。梁启超 成为全国知名的宣传家,与康有为合称“康梁” 。 1897 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 ,湖南的维新志士也积极活动起 来,湖南维新派代表谭嗣同创办学堂,培养维新人才,宣传维新主张等, 湖南省成为当时全国最具有维新朝气的一省。 此外, 其他地区的活动也异 常活跃,资产阶级思想的广泛传播,维新变法已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的广泛传播,并且在思想上、理论上和组 织上都有了一定的准备,从而为开创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创造了条件。 6、维新派与顽固派的争论 (1)争论的双方 日益高涨的维新运动,形成了很大的声势。 “朝野议论,无处不谈康 有为” ,震撼了一潭死水般的封建政治生活领域,引起了各种守旧势力的 恐惧和反对。 他们向维新派进行猛烈的攻击, 论战中的顽固势力包括洋务 派。 顽固派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仍然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世界观,反对一切改革。洋务派与冥顽不化的顽固派有所不同,一方面 批评顽固派的抱残守缺,另一方面又反对维新派的变法主张。1898 年 4 月,张之洞刊行了所撰的《劝学篇》一书,企图从思想上调和新旧矛盾。 他认为封建专制、纲常名教是本,万不能变,可以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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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炮机械,而且应该借鉴一些西方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措施。但未突破“中 体西用”的范畴,与维新派的变法思想相比,仍然是落后于时代的。这种 在不触动封建专制之体的前提下, 采取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的主张,得到了包括光绪帝在内的清朝统治集团的赞同。当年 7 月,光绪 帝指示各省督抚、学政将《劝学篇》多加刊布,实力劝导,因而流传很广。 (2)争论的焦点 维新与反维新的论战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第一,要不要维新变法。顽固派坚持的是一套“不变”的理论;洋务 派在社会变革将触及封建专制之“体”的时候,所强调的也是“不变”的 理论。他们都认为“祖宗之法不能变” 。维新派则以进化论作为理论根 据,认为“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指出祖宗之法是可变的。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顽固派认为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不合君为臣纲的伦常, 是绝不许可的。 维新派则指出封建君主专制是中国 贫弱的根源,只有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才能挽救民族危机,国家才能 富强,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第三,要不要废除科举制度,提倡西学。顽固派反对西学,坚决维护 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洋务派虽然主张采取西方科学技术, 却仍然把四书 五经、纲常名教作为根本,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维新派认为要 挽救民族危机,要改变中国贫弱落后的局面,必须废除科举制,改革旧的 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政治学说。 3、争论的意义 维新与反维新的争论,实际上是新兴资产阶级与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 在思想上的交锋, 也是中国有史以来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代 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进行的挑战。 这场争论, 比较 集中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争。 通过这场争论, 进一步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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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解放潮流,有力地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 三、戊戌变法及其失败 (一)百日维新 1、 《应诏统筹全局折》 。 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这一强盗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康 有为闻讯后再次上书迅速变法。在上书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民 族危机的严重性和维新变法的紧迫性。他说,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局 面,面临着严重的外患和内忧,需要迅速变法。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清 政府内部纷纷议论变法, 光绪帝也感到不变法无以救中国。 光绪帝决心变 法,一为摆脱政治、财政危机,二为挣脱后党束缚,巩固和扩大皇权。光 绪皇帝就给康有为专折奏事权, 不是要变吗?怎么变呢?康有为就起草了 《应诏统筹全局折》 ,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施政纲领,提出了变法的具 体措施。说: “今天世界上的守旧国家,没有不被分割,不亡国的” ,并就 面临的形势和变法的措施进行了说明。 2、成立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保国会 与此同时,康有为还在官僚和知识分子中广泛活动,成立学会,兴办 报纸、学校,积极推动变法。1898 年 4 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 会,以救亡保国为宗旨,一时声势浩大。保国会等组织的成立和活动,引 起了顽固派势力的仇视, 使得顽固派和维新派的斗争更加激化。 它是戊戌 变法维新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团体,预示着戊戌维新高潮即将来临。 3、百日维新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体系对中国思想界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在维新运 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 维新派和顽固派的斗争日趋激化, 而且帝党和后党 的争权斗争已呈白热化。光绪皇帝决心通过变法,推行新政,重振朝纲, 改变自己无权的地位。1898 年 6 月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 ,正式宣布变 法,史称“戊戌变法” 。 “国是”则指国家大计,国家的指导方针、理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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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方针政策。 《定国是诏》是光绪皇帝颁布的改革纲领。从正式宣布变 法开始,到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失败,推行新政共计 103 天,史称“百日维新” ,又因这年是农历戊戌年,变法又称为“戊戌变法” , 百日维新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高潮和集中表现。 (二)戊戌新政 新政的主要内容有: 1、政治方面。改革律例(澄清吏治,倡导廉政之风) ;裁撤冗员(取 消闲散机构,裁汰冗员) ;准许官民上书言事。 (臣民不论大小皆可上书言 事,有关部门不得压制阻挠) ;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其靠国家供养的 特权) 。 2、经济方面。保护及奖励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总局;修筑铁路, 发展铁路和采矿业;改革财政,编制预算;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 3、军事方面。裁汰绿营,力行保甲;精炼陆海军,军队改习洋操, 使用洋枪,整顿国防。 4、文教方面。设立学堂,提倡西学,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 大学的前身) ;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设立译书局,翻译 外国书籍;派人出国留学和游历;奖励科学著作和科技发明。 新政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人士提供了参政机会, 裁撤旧衙门, 奖励 农工商业,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倡西学,创办新式学堂, 奖励科学发明,有利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总之,新政的措施是符合当 时历史发展趋势的。因此,在短短的一百天中,维新运动达到了最高潮。 但是, 新政是很不彻底的。 它是在保护清朝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有限 改革。它既没有触动封建土地制度,也不敢涉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 可见变法是有很的局限性的。 新政措施还是遭到顽固派的百般阻挠, 绝大 部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未能付诸实施。 (三)戊戌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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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改革尽管不彻底,但仍然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 益,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 光绪帝一宣布实施变法, 便招致后党的竭力反对。 后党首先从人事方 面剪除光绪帝的羽翼。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 在中南海瀛台,宣布自己重新“垂帘听政” ,并到处捉拿维新派人士。政 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拒绝出逃。9 月 28 日,谭嗣同、 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史称 “戊 戌六君子” 。至此,新政除了保留京师大学堂外,新政全部废弃。戊戌变 法宣告失败。 (四)戊戌变法的性质、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性质:戊戌变法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和 领导的近代首次思想解放运动、 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改 革运动。 他们学习和借鉴了各国资本主义改革的历史经验, 推动光绪帝颁 布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政策和诏令, 旨在建立由资产阶级参政的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 失败的主要原因: 这场政治运动,在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的扼杀下很快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是: 从维新派方面看, 他们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存在软弱性 和妥协性,缺乏实力。这个阶级虽然同封建势力有矛盾,但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不能也不敢摧毁封建势力;虽然同帝国主义有矛盾,但也有难以割 断的联系,缺乏反抗帝国主义的勇气。从顽固派虽然腐朽没落,但是对于 维新变法来说仍然具有强大的阻碍和破坏力, 他们的势力比维新派要强大 得多。他们得到了统治阶级中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社会习惯势力的支持, 并且由具有丰富统治经验和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主持。 作为一场自上而下 的改革运动,这种相距悬殊的政治实力对比,决定了它失败的命运。 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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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思想解放。在维新变法期间,维新派通过办报刊、学会和学堂,大 量地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介绍西方的自由、 平等学说, 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打开 了人们的眼界。 其次, 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这场运动是 19 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的 产物, 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表现。 当时维新派揭露帝国主义 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在朝野上下到处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他们以“物 竞天择” 、 “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动员人们“与天争胜” , “自强保种” 。 他们提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概念,强调国家为国民所有, 而非一人一姓的私产,从而使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再次,为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和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维新期间, 清政府颁布了一些保护和鼓励民族企业发展的政策, 激发了人 们“实业救国”的热情,形成了民族企业发展的第一次投资高潮。民族资 本主义的发展, 为以后的民主革命运动增强了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 此外, 这场运动对于近代文化、 教育和学术事业的发展, 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集 结,以及社会习俗的变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节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一、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的新高涨 基督教诞生于公元 1 世纪,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相继产生了天主教、 东正教和新教各派。基督教在唐代曾传入中国,到元末中止。15、16 世 纪以后,西欧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 者到处进行殖民掠夺, 传教士们从事的海外传教事业, 便成为殖民侵略活 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天主教于明末传入中国, 到康熙年间遭清政府禁 止, 但一些天主教传教士仍在中国国内秘密活动。 东正教传教士则主要在 来华贸易的俄国商人中布道。19 世纪初,基督教新教各派也相继传入中 国,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未得到清政府的同意,同样也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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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便 纷至沓来,成为图谋用“十字架征服中国”的“十字军” 。他们传播的基 督教信条, 被正统的封建儒教视为异端, 也与中国人民的传统习俗格格不 入。外国传教士倚仗侵略特权,在各地购房臵地,网罗教民,干涉词讼, 为非作歹,形成了一股富有侵略性的特殊社会势力。一些歹徒入教以后, 以洋教为护身符,欺压平民;地方官在处理民教纠纷时,慑于侵略者的淫 威,往往“袒教抑民”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各地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 的斗争层出不穷, 酿成了一个又一个教案, 斗争的组织者主要是乡绅和秘 密会社。斗争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861 年贵州开始驱逐外国传教士到 1870 年天津教案。 这期间,各国传教士相继在沿海、沿江建立教堂,招收信徒,无视中国的 传统礼教和风俗习惯,激起了地方官员和士绅的不满。他们打出了“排斥 异端”和“保卫圣道”的旗号,号召和组织官役、兵丁、团勇等起来进行 斗争。从 1861 年贵州首先驱逐外国传教士开始,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怒 火迅速燃遍湖南、江西、四川、江苏、安徽、河南、直隶、内蒙、云南、 西藏、福建和台湾等省区。 贵阳教案。1861 年 4 月,天主教贵阳教区主教法国传教士胡缚理在 教徒簇拥下,以清朝巡抚规格的仪仗走上街头,拜访贵州巡抚、提督。巡 抚何冠英、提督田兴恕视为非礼,给予冷遇,且联名向各府、州、县发出 秘密公函, 试图将法国天主教势力驱逐出去。 不久在贵阳附近的青岩堡与 开州(今开阳)相继发生了处死教士和教徒的事件。清政府迫于法国的压 力,处分了有关官员,但各地官绅以“耶稣之说流行,孔圣之道不作” , 纷纷行动起来,号召“凡我士农工商,拔剑同仇” 《湖南合省公檄》 ,王明 伦选编《反洋教文书揭帖选》第 6 页,齐鲁书社 1984 年版,驱逐外国教 会侵略势力的教案很快遍及沿江沿海各省。 天津教案。1870 年夏天,天津传染病流行,天主教仁慈堂收养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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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不断死去,一时谣言四起,群情激愤。接着又发生一系列拐卖儿童的案 件,犯人供出系教堂指使,并授给迷药,群众包围了望海楼教堂。三口通 商大臣崇厚派巡捕前去弹压, 法国驻天津代理领事丰大业竟先后向崇厚和 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射击,愤怒的群众当场将丰大业和同行的秘书西蒙殴 毙。事态遂失去控制,法国领馆、教堂、仁慈堂及洋行均被焚毁,英国礼 拜堂 4 处、美国礼拜堂 2 处也被拆毁焚烧,包括丰大业、西蒙在内,共有 洋人 20 名被打死。事后,法、俄、西、美、德、比、英等国公使联合向 清政府提出抗议,英、法兵舰也开到塘沽海面示威。清政府先后派直隶总 督曾国藩、李鸿章办理此案。两人屈服于列强的压力,以处死 16 人、缓 刑 4 人,充军 25 人,赔款 50 万余两,对法道歉,了结此案。 第二阶段,从天津教案后到中法战争结束。这期间,不少传教士在华 创办学校、医院、育婴堂和报刊,宣传奴化思想,进行文化侵略。有些传 教士或收集情报,或里外串通,协助本国政府敲诈中国。中法战争爆发前 夕,各国在华教会关注中国局势,间谍活动越发猖狂。战争爆发后,法国 在华传教士大多卷入这场不义的战争,积极配合本国政府行动。于是,地 处抗法前线的云南、广西、广东和台湾、福建、浙江等省人民,群起焚教 堂、 驱教士, 自发地把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与保卫边疆的斗争结合起 来,造成很大声势。清政府不仅不予支持,反而在“力保和局”的思想指 导下,继续重刑镇压反教群众。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态度日渐消沉,中小 地主成为斗争的领导者,下层群众参加的人数日渐增多。 第三阶段,从中法战争后到 1894 年中日战争前。由于各国传教士公 开与中国的媚外官吏勾结起来,包揽词讼,干涉内政,插手外交,加剧了 我国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 各地群众反教会斗争继续发展, 先后掀起了大 规模的武装起义。 1890 年,四川大足县龙水镇法国传教士破坏当地一年一度的迎神赛 会,引起民愤。清政府派军队保护该镇法国教堂,进一步激起了大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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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满, 群起捣毁教堂, 斥责护堂清军, 竖旗起义。 起义军以大足县煤窑、 纸厂工人及挑贩为主体,转战大足、铜梁等县,沿途发布檄文,号召人民 起来驱逐外国教会势力。川东一带群众纷纷响应,声势大振。这支队伍坚 持斗争两年多,屡次重创前来镇压的清军。 1891 年,长江中下游的码头工人、挑夫、水手、手工业工人和城市 贫民,以哥老会为核心,掀起了反抗怒潮。这年 4 月,芜湖一万多群众焚 毁教堂,攻打海关,并与前来镇压的侵略分子及官军英勇搏斗。芜湖暴动 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几个月内,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 等省的几十个城市和广大农村, 凡有外国教会盘踞的地方, 几乎都发生了 暴动。 上海租界也出现了反对外国教会的匿名揭帖。 列强联合出动军舰到 长江一带,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严令地方官镇压起义,各地斗争遭 到官军围剿,先后失败。 1891 年 11 月,热河东部朝阳一带的民间秘密结社金丹道和在理教发 动武装起义。起义军焚教堂,杀贪官,捣毁衙门,砸开监狱,纵横数百里, 横扫四州县,逼近直隶。清政府慌忙调动热河、直隶、奉天等地军队前往 剿杀。起义军与清军苦战两个多月,最后惨遭失败。 四川大足、 长江中下游和热河朝阳一带的斗争说明, 会党开始担负起 领导重任,大规模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已是主要斗争形式。 第四阶段,从甲午战后到义和团运动。这期间,外国传教士积极参与 本国政府瓜分中国的活动;山东、广西、四川、湖北等地的人民则自发地 把反对教会侵略和反对列强瓜分逐步结合起来,将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 在山东曹县,大刀会首领刘士端自 1894 年开始反对教会侵略,影响 及于鲁西南和江苏的丰县、沛县、萧县、杨山、考城等地。 1896 年,按察使毓贤派兵镇压,杀害刘士端,大刀会实力大损。在 巨野县, 当地人民于 1897 年 11 月攻打磨盘张庄德国天主教堂, 杀死德国 传教士 2 人。济宁、寿张、菏泽、单县、成武等地的大刀会纷纷响应,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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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此伏彼起。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又逼迫清政府惩 办“凶手” ,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赔偿教堂“损失” 。 1898 年,在郑城神山和沂州、日照、兰山等地爆发了大小数十次的 武装起义,统称沂水教案。德国从青岛派兵去沂州,勾结当地官吏,共同 镇压了这些斗争。在此期间,德军还在胶州湾修筑炮台,强修胶济铁路。 高密等地群众多次武装阻止修路,都遭到德军的残酷镇压。 1898 年,广西天地会起义,一度攻占得州、郁林、博自一、贵县等 地,并发出檄文揭露教会罪行,要求官民一致对外,洗雪国耻。 同年 6 月,四川大足县龙水镇人余栋臣率众起义,发布檄文,痛斥列 强“既占上海,又割台湾”的罪行,指出了当今“胶州强立埠,国土欲瓜 分”的严重危机,号召“顺清灭洋” , “除教安民” 。起义军分头出动,辗 转 30 余州县,捣毁教堂 20 余处,很快控制了大足县周围百余里的地方。 但起义军缺乏统一领导,后被官军各个击破。 余栋臣起义推动了邻省湖北的反教会斗争。长乐县(今五峰)数千民 众在当地哥老会领袖向策安等人的领导下,也树起“顺清灭洋”的旗号举 行起义,纵横长阳、巴东等县,焚毁教堂,击杀比利时教士董若望。长阳 人覃培章在率众响应起义时,曾以“保清灭洋”号召群众,散发余栋臣告 示,惩罚教士,震动了当地官府。 60 年代初到 90 年代末的反教会斗争,虽然得到清政府守旧官员的同 情和支持,有着“排斥异端”的思想和盲目排外的行动,但它一直是近代 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 而 且进一步激起了爱国热情, 终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 运动。 二、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及其在北部中国的发展 1、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原因分析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爆发的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先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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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酝酿、发展起来。 甲午战争期间,山东人民遭到了日本侵略军的蹂躏。战后,日军以交 清赔款为条件, 占领威海卫达 3 年之久。 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势力也很猖 撅。 山东境内, 外国教堂林立, “大小一千三百余处, 教士有一百五十余人” 袁世凯: 《请调副都统荫昌等赴东襄办交涉事宜折》 , 《袁世凯奏议》 (上) 第 117 页,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教士袒护教民,气焰日张” 《义 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 107 页,中华书局 1990 年版,民教冲突异常 尖锐。1894 年,大刀会首领刘士端就在曹县率众围打教堂。1897 年 11 月,巨野县民众杀死德国传教士 2 人,各地大刀会纷纷响应。德国以巨野 教案为借口, 出兵占领胶州湾; 之后, 又毁农舍田园, 强修胶济铁路。 1898 年,炎仔城神山和沂州府所属日照、兰山(今临沂) 、营县、沂水、诸城 等地又发生打教堂的事件,统称为“沂水教案” 。德军闻变闯入沂境, “焚 烧民房,轰毙人命”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32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激起山东人民的强烈反抗。 甲午战争后,华北的灾害连年不断,山东尤其严重。1898 年黄河在山 东境内决口, “水势之大,灾情之重,从未有如今岁伏汛之甚者。 ” 林敦 奎: 《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 ,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 论会论文集》 ,齐鲁书社 1992 年版次年山东又遭旱灾和虫灾,1900 年的 旱灾波及 76 州县。由于“天象示警”的传统观念,人们普遍认为“天久 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 林敦奎: 《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 , 《义 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齐鲁书社 1992 年版。 山东也是民间秘密结社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早在康熙年间,刘佐臣 在山东单县创立八卦教,势力遍及华北。乾隆年间,八卦教便与各种民间 武术团体如神拳会、义和拳、金钟罩(大刀会)等相融合。其中,八卦教 的分支清水教就组织了义和拳。后来被清朝统治者视为“邪教” ,严加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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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但是,义和拳的反清斗争并未因此而停止。各种拳会不仅习教,而且 互相合流。义和拳的成员中,有的原属大刀会。大刀会普遍习练的金钟罩 术,从此被义和拳广泛吸收。在白莲教和大刀会的影响下,义和拳沿袭了 杂拜各家鬼神偶像的传统,也借助气功,逐渐形成了一套“画符吞朱” 、 “降神附体” 、 “刀枪不人”的神秘主义活动方式。义和拳成员中,有的与 白莲教、大刀会毫无关系,是从民间习拳练武、强身保家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随着斗争在各地普遍展开以后,也有一些民团参加进来。甲午战争 以后, 长期混合生长的各种民间结社在反侵略的共同目标下, 逐渐打出了 统一的名号“义和拳” 。由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一些民间自发习拳练武、 强身保家的团体乃至民团也受到义和拳风尚的感染, 义和拳遂在齐鲁大地 发展起来。 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最早见于 1898 年 6 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摺。 1899 年夏,继任山东巡抚毓贤出示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同年 10 月后, 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称它为义和团。 义和团这一名称, 从此逐渐取代了 义和拳, 或与义和拳通用。 义和团不是由某一个秘密结社或秘密教门单独 发展起来的, 而是以义和拳为主, 在群众性的反教会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 的反帝组织,是各种社会力量“同心合和”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结果。随 着反帝斗争日趋高涨,义和团的群众基础也迅速扩大。 至 1900 年春夏间,山东、直隶等地的义和拳普遍改称义和团。义和 团的组织按八卦分为八大系统,以乾字团、坎字团数量最多。基层组织是 “坛” ,又称坛口、坛厂(场) 、拳厂(场) 。所有团民都属于某一坛口。 坛口供奉各种神道牌位,诸如玉皇、洪钧老祖、关圣帝君之类。坛首一般 称为大师兄、二师兄。坛口之上设有总坛,为团的领导机构,首领一般称 为老师。总坛所辖坛口数量多寡不一,或几个,或几十个。各团之间互相 独立,没有统一的机构。多神主义的信仰和组织的分散性,反映了中国小 农社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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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义和团在山东兴起 义和拳首先在冠县展开斗争。1897 年春,冠县梨园屯的天主教民在法 国传教士的指使下, 与村民争玉皇庙基激起众怒。 村民阎书勤等人率众驱 逐该村教民,并邀请直鲁交界处的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4 月,赵 三多率领拳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 传教士要挟清政府切实镇压拳民。 山东 巡抚张汝梅愤恨教士恃强相压, 对义和拳采取了剿抚兼施、 以抚为主的方 针,并建议清政府“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 。 梅花拳因被清政府禁止,改用义和拳名目。1898 年 10 月下旬,赵三多正 式率众起义,树起黄色黑边的“助清灭洋”大旗。率众直攻红桃园教堂, 随即东撤临清,沿途发展到千余人。随后,队伍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 等率领,活动在直鲁交界地区;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力量扩 展到直隶南部。这成为义和团运动的起点。 冠县义和拳起义之后,邻近的茬平、平原、禹城等地的义和拳也相继 起事,遍设拳场。往平拳民朱红灯、禹城拳民心诚和尚互相支援,组成了 当时全省最大的一支队伍。1899 年秋,平原杠子李庄教民地主李金榜荒 年存粮不借,借故欺压拳民,又到平原县诬告群众“闹教” 。知县蒋楷派 差役到杠子李庄抓走六名拳民,朱红灯应邀前来相助,击退蒋楷的马队, 乘势攻打恩县的教堂,并于 10 月率队到达距离平原县城 18 里的森罗殿。 蒋楷向毓贤告急。毓贤于 1899 年 3 月升任山东巡抚,曾先后八次下令禁 止义和拳。鉴于义和拳在鲁西北的发展,1899 年 3 月,清政府将张汝梅 撤职,改派毓贤为山东巡抚,以加强统治。毓贤充任山东地方官 20 多年, 深知省内“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的真情。德国强占胶州湾后, 他目睹教会气焰更加嚣张,对义和拳的镇压已不再像镇压大刀会那样卖 力,基本上沿袭了张汝梅以抚为主的政策。毓贤接到蒋楷的票报后,立即 派袁世敦等率兵来到平原,令其“出示开导,务期解散” 。然而,袁世敦 违令于 18 日晨追至森罗殿附近,开枪击杀群众多人。朱红灯指挥拳民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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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重围,转回往平继续斗争,得到邻县团民的积极配合,声势大张。当地 官员多次禀报毓贤说: “自在平拳匪闹教以来,博、清、高、恩多被窜扰” , “此堵彼窜,实属防不胜防” 。毓贤在处理平原事件的奏报中,建议清政 府将镇压团民的蒋楷和袁世敦撤职,并强调说: “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 厚,际此时艰日函,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 ”朝廷内不少官吏附和毓贤的 意见。御史黄桂鉴在奏摺中说: “自德人占据胶澳,教焰益张,宵小恃为 护符,藉端扰害乡里,民间不堪其苦,以致衅端屡起。地方官不论曲直, 一味庇教而抑民,遂令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已自为团练,借以捍卫 身家” , “盖刀会、拳会与团练相表里,犯法则为匪,安分则为民” 。他建 议清政府对义和团“善为安抚” ,以“收为干城之用” 。 因为毓贤对义和团采取了由“剿”变“抚”的策略,所以他后来被帝 国主义指为纵容义和团的罪魁祸首。 美、 法等国驻华公使压迫清政府撤换 毓贤。毓贤得知这一情况后,于 1899 年 11 月派兵前往鲁西北保护教堂, 逮捕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但清政府仍屈从帝国主义的意旨,将其撤换, 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0 12 月 24 日,毓贤在离任的前两天杀害了朱红 灯和心诚和尚。在列强的压力之下,毓贤派兵去鲁西北保护教堂,朱红灯 和心诚和尚于 11 月下旬相继不幸被捕,不久牺牲。 义和团继续在茬平、高唐、恩县、平原一带进行斗争。临清、夏津、德州 等地的义和团也积极投入战斗。 3、清政府的两难决策 面对蓬勃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陷于剿抚两难的境地。首先,义 和团运动虽然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 但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和 “扶清 灭洋”的纲领,使清政府难以将团民一概作为“拳匪”加以镇压,而且这 种镇压很可能会引火烧身。其次,对于义和团是“义民”还是“白莲教匪” 的问题,清政府内部也有较大的分歧。第三,戊戌政变以后朝廷中的顽固 派官僚得势, 他们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与列强的裂痕和矛盾正在扩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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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方官也认识到义和团的兴起是由于洋教横行, 官府长期 “袒教抑民” 的结果,需要调整政策。第四,清政府对于列强日益强烈的军事威胁,不 能不有所顾忌;对于日益广泛高涨的义和团运动,又必须设法加以控制。 统治集团现实的利益和处境支配着它对于义和团剿抚政策的变换或兼施。 先后任山东巡抚的张汝梅、毓贤基本上采取防范查禁、严拿首要的策略, 而没有一味主剿, 因此引起列强的极大不满。 毓贤最后处死朱红灯和心诚 和尚,也未能改变在列强压力下他被清政府撤换的命运。 4、袁世凯对山东义和团的镇压 袁世凯本意是到任后即严厉镇压义和团。但就在袁的任命颁布不久, 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子溥携为大阿哥, 企图取代光绪皇帝。 各国公使拒绝 人宫庆贺,表示不予承认。 “废立”计划受挫,载漪、刚毅等顽固派非常 怨愤。慈禧太后也十分不满,产生了利用义和团的想法,不希望袁世凯改 变前任政策。因此,当袁世凯率领武卫右军到达山东后,清政府便接二连 三地严颁谕旨,令他推行“以晓谕解散为主,毋轻用兵”的方针。1900 年 1 月,清政府发布上谕说: “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 村众以互保阎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 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秀不分,民心惶惑。 ”它要求地方官吏今 后“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 也” 。这道上谕,无异承认义和团是“自卫身家” 、 “互保阎里”的合法团 体。 袁世凯在山东脚跟幸存者或转为秘密活动, 或进义和团乾字团印章入 直隶继续斗争。 12 月 26 日接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带领武卫右军进驻山东后,积极扩 军,并将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广为散发,大造义和团是“邪教 余孽”的舆论。他一反清廷“不可一意剿击”的旨意《义和团档案史料》 上册第 46 页,以“剿匪”的名义进行镇压,且同德国驻青岛的军队和教 堂武装联合起来屠杀义和团,一些义和团首领如王立言、王玉振、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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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东、王文义等和团众相继遇难。这样,到 1900 年春,山东的义和团 运动转入了低潮。 5、义和团在直隶及京津地区的发展 赵三多、 阎书勤在冠县竖旗起义后, 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 现了义和团的活动,相继竖起了“助清灭洋”旗臶,并在 1899 年攻打了 直隶南部朱家河天主教总堂。 山东少数团民转移到直隶南部以后, 当地人 民纷纷邀请他们前往设坛授拳。开州、献县、景县、河间、盐山等地,很 快出现了“习拳者益众,焚香一设坛,人心若狂,官亦不敢过问”的局面。 直隶总督裕禄派统领梅东益率部前往镇压,并要求袁世凯派兵会剿。 在裕禄和袁世凯的联合镇压下, 这些地区义和团的实力大损。 但义和团继 续向直隶西南各州和中部地区发展,到 1900 年 4、5 月间,冲破了种种障 碍,向保定地区推进。从保定向北发展到新城、定兴、琢州一带,进入北 京;向东发展到雄县、霸县、静海等地,进入天津;从而在京、津、保一 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斗争中心。 保定是直隶省府所在地。 1900 年 4、 5 月以后, 城内坛口 “旧盛一日” , 竖起“保清灭洋”旗臶;城外也“无不有坛” 。5 月底,义和团已控制了 保定城,教堂“无论天主、耶稣,悉付一炬” 。 在保定东北的霸县,义和团的坛口也在 4,5 月间遍设全境。5 月 31 日,两千多团民焚毁高家庄教堂。霸县东南的静海县,在 5 月前后出现了 两支声势浩大的义和团。 一支以游勇出身的曹福田为首领, 团众多达数千 人。另一支以操船为业的张德成为首领,在独流镇建立“义和神坛天下第 一坛” ,入坛者千余人。后来,张德成又到附近的杨柳青铺设坛口十余处, 团众发展至两万人。 在保定城北的定兴县,各村团众发展迅速。仓巨村的团民于 1900 年 5 月中旬将该村的天主教堂“焚烧罄尽” ,并乘势与附近团民联成一气, 控制了全县。 定兴北邻的新城县, 以板家窝和白沟镇两支义和团最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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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分别在王德成和宋福恒的率领下,互相声援,先后焚毁教堂多处,队 伍也都迅速发展到数千人。新城之北的涞水县,义和团在 1900 年春也普 遍设坛, 引起当地教会势力的仇视。 特别是盘踞在高洛村教堂的外国传教 士,不但多次要挟地方官吏派兵前来镇压,而且还在教堂内组织武装,气 焰十分嚣张。5 月 12 日,高洛村义和团在定兴、新城、琢州、易县及涞 水各地团民的援助下, 焚毁教堂。 外国传教士有的逃跑, 有的被当场处死。 涞水县令祝莆带亲兵马队前来镇压, 也大败而归。 祝莆向直隶总督裕禄告 急。裕禄于 16 日派梅东益等督同副将杨福同率兵镇压。义和团开始牺牲 很大,被迫撤至定兴县石亭村。邻近各县团民赶来支援,于 22 日打死前 来围剿的杨福同。杨部大乱,全军覆没。义和团乘胜于 27 日攻占琢州城, 并在四个城门上下树起了“兴清灭洋”旗臶。接着,义和团直趋北上,将 琢州至长辛店的铁路、车站、桥梁、电杆尽行焚毁。29 日,义和团占领 丰台车站,逼近北京。 1900 年初春, 北京城内就有了义和团的揭帖。 有的写道: “最恨和约, 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 同群。 ”有的提出“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以免生灵涂炭” 。 3、4 月间,在东单附近的于谦祠堂,出现了北京义和团第一个坛口。到 了 5 月, 从附近州县来到北京城的零星团民不断增加, 北京居民参加义和 团也日渐踊跃。5 月 30 日,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 莹在密奏中提出: “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 人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 亦因势利导之法。 ” 赵、 何二人的意见代表了当时一部分顽固大吏的主张, 他们要求利用义和团对付外国侵略者。 但直隶总督裕禄和湖广总督张之洞 则主张加紧镇压团民, 使列强失去武装干涉的借举动, 使地方官员不得不 相继北京郊区马兰村设坛告示停止军事行动, 聚集在京郊各地的义和团趁 势进入北京。6 月中旬以后,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态度更加明朗,团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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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大批进入北京,出现了“官兵任其猖撅,城门由其出入”的情景。到 6 月下旬,全城坛口已有 1000 左右,人数逾 10 万。 在义和团进入北京前后, 天津城内也贴遍了义和团的匿名揭帖, 城郊 坛口的数量迅速增加, 其中声势较大的有王荫荣在西郊张家窝建立的坎字 团总坛口, 刘呈祥在西郊高家庄设立的乾字团总坛口, 韩以礼在西郊大南 河村建立的乾字团总坛口, 刘得胜在杨柳青设立的坎字团总坛口, 滕德生 在杨柳青于庄子设立的离字团总坛口。 义和团成群进入天津城的时间比北 京稍晚。主持天津军务的裕禄、聂士成都是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因而义和 团在天津所遇阻力较大。 义和团成群进入天津, 是在帝国主义武装进犯北 京以后。聂士成这时激于民族大义,在天津周围停止了镇压,并率部在京 津沿线抵御侵略军。静海义和团首领曹福田,新城义和团首领王德成,以 及城郊的团民首领王荫荣和滕德生, 即乘机率领队伍先后到天津设坛, 城 内一时“神坛林立,业冶铁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口夜相继” 。裕禄 奏报说: “天津义和团民,近已聚集不下三万人,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 事。 ”天津义和团来源很广,支派源流繁多,但它坛口较大,组织比较严 密,力量相对集中。他们在天津砸毁海关道署和电报局,抢空军械所,打 开县监狱,没收教堂所藏武器,抗击侵略军挑衅。随着义和团运动日渐高 涨,天津愈来愈成为义和团反帝的主要战场之一。 冀中地区义和团的斗争反映了运动走向高潮的特点。 第一, 出现了 “乡 野村庄,无不有坛” 柴萼: 《庚辛纪事》 , 《义和团》资料丛刊第 1 册第 305 页的盛况,且形成了规模很大的义和团。如天津附近的静海县,以张 德成和曹福田为首的两支义和团队伍达数万人。 新城县的王成德、 宋福恒 两支义和团人数也有上万人。第二,除了继续打击教会侵略势力外,还大 规模地破坏铁路、砍断电线、焚烧其他洋货洋物。芦(沟桥)保(定)铁 路、 京津铁路都遭到了严重的损坏, 这一带的电线也不断地被义和团割断。 这种对于近代化交通设施的破坏, 既是当时军事上反侵略斗争的需要,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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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是受到工业经济压迫而破产的小生产者愤怒的发泄, “凡关涉洋字之 物,皆所深忌也。 ” 刘孟扬: 《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 《义和团》资料丛刊 第 2 册第 10 页如号称“义和神团天下第一坛”的坛主张德成,就是因为 轮船和火车通行而失业的旧式运输工人。 第三, 与清军的冲突进一步加剧。 由于义和团斗争规模日益扩大, 清军也加强了对义和团的镇压,1900 年 5 月,涞水县高洛村聚集团民千余人,准备攻打该村教堂,直隶总督裕禄派 练军分统杨福同等率马队 120 余人前来搜捕弹压, 团民在村外抗击后, 退 至涞水城北 30 里的定兴石亭镇设下埋伏, 击毙杨福同以下官兵共 70 余人, 取得了“涞水大捷” 。对于毁坏铁路电线的义和团,直隶提督聂士成也进 行了血腥的镇压。但是,由于义和团人多势众和清政府剿抚不定,官兵往 往处于被动挨打的困境。第四,进入大城市活动。1900 年 4,5 月以后, 义和团相继涌进保定、北京、天津等大城市。5 月下旬,涞水大捷之后, 处于京瓷“咽喉要地,北卫神京、南系直隶全省” 《义和团档案史料》 上册第 138 页的琢州城完全为义和团所占据。 义和团从山东发展到直隶, 由乡村进入城市后, 便造成了很大的声势。 当时,卷入运动的义和团员多达四五十万人,其中以男青年最多,也有一 些女青年和儿童。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各地的农民,也有一些失业的水手、 脚夫、 筑路工人、 小手工业者和散兵游勇, 到高潮时期还有不少中小地主、 政府官吏和清军。 这样众多而又复杂的人员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加人义 和团,急邃地走上武装“灭洋”的道路,不仅集中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侵 略的强烈愿望,而且迅速地燃起了反帝的燎原大火。 6、义和团的口号及分析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不久,就先后提出“助清灭洋” 、 “兴清灭洋”等口 号,到 1899 年底,又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臶。其后由于袁世凯残酷 镇压团民, “扶清灭洋”这一口号在山东一度不如以前流行。到义和团在 直隶、 京津等地掀起斗争以后, 特别是在清政府的招抚政策日占上风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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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扶清灭洋”才更广泛地写在义和团的旗臶上,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 领。 “扶清灭洋” 的口号, 集中表示出义和团将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 侵略者,鲜明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这个 口号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发展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 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暂时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然而, 这一口号并不是义和团在科学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后提出来的。 义和 团还没有也不可能用科学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和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 同清朝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从反对列强瓜分的爱国志愿出发提出来 的。因此,这个口号既是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的结果,又是大多数中国人对 中外反动派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的产物。 “扶清灭洋”这一口号,继承了群众在反教会斗争中逐渐形成的“灭 洋保国”的朴素认识。它与余栋臣在四川提出的“顺清灭洋” 、覃培章在 湖北提出的“保清灭洋”等口号一样,都是在人们中早已流传的反对洋人 “欺主谋国”思想的延续,没有超越当时反教会斗争的思想水平。这个口 号也反映了没有新的经济基础的广大小生产者无法冲破皇权主义的思想 枷锁, 不可能在救亡运动中提出一个超越陈旧皇权主义的救国方案, 只能 用洋人欺大清来激发民族义愤, 又用扶大清、 打洋人来反映和归纳当时反 侵略斗争的内容。 在这里, 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同保卫清王朝交织在一起。 义和团提出“扶清” ,显示了在这场正义的反帝群众运动中,有着落后的 封建主义内容,也表明义和团当时在主观上并不反对清政府和封建制度。 只是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地位, 打击帝国主义不可能不连带打击封建统 治和媚外官吏。 特别是当团民灭洋反教遭到官府镇压的时候, 出于自卫的 需要,因而在实际斗争中也不全受“扶清”的束缚。 义和团提出“灭洋” ,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起了广泛吸引群 众参加反帝斗争的作用。但它对洋人、洋教和外来思想统统排斥,并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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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铁路、电线、机器、学堂、报馆、洋书、洋服,又具有盲目排外的 落后性。当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清政府中的一些 顽固派官僚,以及地 主士绅卷进来后,在他们的煽动下,盲目排外显得突出起来。盲目排外思 想模糊了群众的斗争目标,给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带来了消极作用。 三、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和义和团运动失败 1、八国联军的进犯与爱国军民的抵抗 当义和团运动兴起以后,列强就不断地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威逼它取 缔义和团, 处分镇压不力的官员。 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改用剿灭的政策。 袁世凯到任后,一连三次接到电令,要求他“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 不可徒恃兵力。 ”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44 页对清政府的这种暖昧 态度,列强十分不满。19010 年 4 月 12 日,俄、美、英、法等国军舰在 大沽海面组织了一次武装示威。5 月中旬,义和团向北京逼近,法国天主 教驻京总主教樊国梁向法国公使毕盛求援。 根据毕盛的请求, 驻京公使团 举行会议,于 21 日联合照会总理衙门,要求五日内接受他们所提出的镇 压义和团的条款,否则将调集军舰,甚至派兵登陆。事后,列强得不到满 意的答复,便于 5 月 28 日调集卫队来京保护各国使馆。从 5 月 31 日到 6 月 8 日,英、俄、美、日、法、德、意、奥官兵近干名由天津侵入北京, 这实际上是八国联军的先遣队。同时,集中在大沽口外的各国军舰已达 25 艘, 剑拔弩张。 6 月 4 日以后, 京津一带的铁路、 电线遭到义和团破坏, 各国政府乘机相继授权驻华公使便宜行事,并训令本国舰队司令听其调 遣,与他国协同动作。 6 月 9 日,在清政府御前会议决定招抚义和团并调统领董福祥率甘军 进驻北京城的同时,公使团也连续开会。当晚 5 点 30 分,英国公使窦纳 乐得到御前会议决定的情报, 立即急电英国海军中将西摩, 迅速派部队登 陆进京。西摩马上召集各国海军将领开会,决定组成一支联军登陆进京。 10 日凌晨,联军由西摩率领在塘沽登陆,乘火车到达天津。上午 9 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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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联军强占机车,共 2100 余人分三批驶向北京。他们以为当晚即可 在北京宿营,每人只带了二三天口粮、200 多发子弹。 由于铁路受到破坏, 联军在第 2 天傍晚才到达位于京津路中段的廊坊, 不得不停下来赶修铁路。12 日,附近各村的义和团纷纷赶来攻击联军, 持续两天,前赴后继,冲锋不止。他们“冒死面对着来福枪和机关枪秋风 扫落叶似的射击, 还是勇敢冲锋, 真是不能想象世界上还一有比他们更勇 敢的人了。 ” 天津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反帝斗争》第 59-60 页,人民出 版社 1977 年版 14 日,联军只勉强前进了 3 英里多。当天下午,上千名义 和团民向落垡车站进攻, 切断了联军的后路, 西摩不得不率一部分英军回 守落堡。留在廊坊的联军一天修不了几里路轨,加上炎热、饥饿和义和团 的袭击,困惫不堪,感到行将失败的恐惧。 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军的消息,鼓舞了在北京的各国使馆人员。6 月 11 日旧本公使书记生杉山彬兴高采烈地前往马家堡火车站准备迎接联军, 被 董福祥的部下杀死。14 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带兵外出,无故向正在练拳 的团民开枪,杀死 20 人左右。列强的“使馆卫队”到处以屠杀义和团为 乐,甚至袭击清军士兵,使北京城内形势更加严重了。 6 月 18 日上午,西摩联军在廊坊抢掠食物之时,受到董福祥甘军与 义和团的联合进攻,死伤 54 人,返回杨村集中。当天晚上,联军在杨村 又遭袭击,死伤近 40 人。19 日,受尽惊吓、饥饿、死亡折磨的西摩联军 只得放弃列车,从北运河撤退。途中不断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袭击,直到 26 日才在援军的接应下逃回天津租界。西摩联军离开天津租界共 17 天, 死亡 62 人,受伤 228 人,最后狼狈逃回。义和团的这一胜利沉重打击了 侵略者的气焰,大大地鼓舞了爱国军民的斗志。事后西摩心有余悸地说: “如果义和团所用的武器是近代枪炮的话, 那么我所率领的联军必定会全 军覆灭。 ” 《万国公报》第 145 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不得不承认这次失 败是所有“欧洲人在亚洲人面前的丢脸”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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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选译》第 2 卷第 12 页,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 2、清廷的“宣战”和“东南互保” 清廷对列强之 “宣战” , 是戊戌政变以来后党顽固派在内外政策上与列 强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 戊戌政变之后, 慈禧太后重新控制了朝政。 但年轻的光绪帝只要活着, 对年逾六旬的慈禧太后及其后党就是一种威胁。 围绕着废帝问题, 国内外 各种势力进行了各种较量。 因为后党与李鸿章等人自甲午战争后便采取亲 俄的外交路线,英、美、日等国则想支持光绪帝来抵制俄国。戊戌政变以 后不久,慈禧太后宣布光绪帝“病重” ,准备伺机除掉他。英国公使窦纳 乐便坚持派一名医生入宫诊断病情,使后党的阴谋未能得逞。1899 年底, 慈禧太后根据荣禄的建议,决定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携为“大阿哥” (储 君) , “育之宫中,徐篡大统” 恽毓鼎: 《崇陵传信录》 , 《戊戌变法》资料 丛刊第 1 册第 478 页。清朝祖制,不建储位,但后党废帝心切,已顾不上 祖制了。1900 年 1 月 24 日,这项决定正式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发,时值旧 历己亥年,史称“己亥建储” 。后党以为大功告成,请各国公使入宫祝贺, 不料遭到拒绝。 两江总督刘坤一公然上奏 “君臣之分久定, 中外之口宜防” , 劝阻废立。 上海电报局长经元善等绅商一千余人联名上书反对, 全国各地 乃至海外华侨也是一片抗议声。 清政府下令捕拿经元善, 英国传教士李提 摩太则掩护经元善逃往香港。这使后党更加恼羞成怒了。 早在 1899 年 11 月建储阴谋策划之时,清政府就准备推出强硬的外交 路线,谕示各省督抚: “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 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吵域,督伤将 士杀敌致果。 ”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37-38 页后党顽固派为达到废 帝目的,必须排除列强的干扰。义和团在华北的勃然兴起,使他们感到可 以利用。 端郡王载漪等人力主招抚义和团、 对外宣战, 便是出于此种用意。 1900 年 6 月,列强出兵干涉的形势日益明朗,清政府内部的争论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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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或剿或抚转向了对列强或战或和的问题上来。 庆亲王奕勤、 军机大 臣荣禄、王文韶、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 太常寺卿袁超、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坚决反对宣战,主张由清政府扑灭义 和团运动以避免列强的侵略。 他们的主张是出于中外实力对比悬殊的估量 与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等多方面的考虑, 符合光绪帝和南方督抚的政治 利益,并得到了列强的支持。而主张宣战的官僚中,除了以载漪等人为首 的后党顽固派出于卑劣的政治目的之外, 也不乏出于真诚忠君爱国动机的 官僚和将领。 从 6 月 16 日至 19 日,慈禧太后连续 4 次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 两派争执不下。在会议进程中,载漪等人逐渐占了上风。在此期间,两江 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清廷,坚决反对宣战,并描绘了一旦宣 战,导致“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 金 家瑞等辑: 《中国官方文电》 , 《义和团》资料丛刊第 3 册第 327 页的可怕 后果,这使慈禧太后不能不有所顾忌。18 日的会议上,她同意载漪等人 攻打使馆的奏请,同时又派王文韶、立山、许景澄前往使馆劝阻联军勿犯 北京,暂缓宣战。次日,联军于 16 日要求清军 17 日 2 时交出大沽炮台的 照会送达北京,慈禧太后又怕联军进京逼她归政,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决 定对外宣战。21 日,她又接到裕禄有关大沽口击退联军的虚假奏报,便 正式颁布了“宣战”上谕,声言“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 伐,一决雌雄。 ”而克敌制胜的武器则是“忠信甲胃,礼义干噜” 《义和 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63 页! 在清廷决定向列强“宣战”的同时,东南督抚正紧锣密鼓地与列强策 划“东南互保” ,以防止义和团运动向长江流域蔓延。英国把长江流域视 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不愿意在这一带出现群众性的反帝风暴, 也害怕其他 国家乘机染指。 洋务派官僚苦心经营的洋务企业也集中于长江流域, 他们 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 与列强镇压义和团的愿望一拍即合。 不愿意蒙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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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祸损失的资产阶级绅商对“东南互保”采取了支持的态度。错综复杂的 利益组合,导致了“东南互保”计划的出笼。 “东南互保”的首倡者是洋务派官僚盛宣怀,而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 广总督张之洞为盟主,并得到了英国的支持。但正在谈判之际, “宣战” 上谕正式公布,使东南督抚进退维谷。盛宣怀便竭力游说,电告李鸿章、 刘坤一、张之洞: “今为疆臣计,如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 东南以保宗社,东南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二十四 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之旨。 ” 盛宣怀: 《愚斋存稿》卷 36 第 6 页刘坤 一听取了张謇“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 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 张謇《嗇翁自订年谱》十六年庚子,四十 八岁的劝说,从清王朝的全局利益出发,决定订立互保协定。张之洞也表 示同意。于是,6 月 26 日,由苏松太道余联沉出面与列强驻沪领事在上 海议定了《东南保护约款》 (又称《中外互保章程》)9 条及《保护上海租 界城厢内外章程》10 条,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归各国巡防保护,长江及 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由各督抚切实保护,各口岸的外国兵轮照 常停泊等。 7 月 14 日, 闽浙总督许应睽又与列强订立了 《福建互保协定》 。 两广总督李鸿章、浙江巡抚刘树堂、山东巡抚袁世凯也积极支持了互保。 “互保”实施后,清军日夜巡逻,严防义和团入境,阻止了义和团运动向 东南各省的扩展。 东南督抚在对外政策上与朝廷的分歧, 也是清朝统治集 团内部矛盾加剧的一个信号,对清王朝以后政策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 3、津京沦陷和八国联军暴行 6 月 16 日,在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基利杰勃兰特海军中将的策动下, 八国联军的舰队向大沽炮台守将天津镇总兵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碟, 限次日 凌晨 2 时交出炮台,为罗荣光严辞拒绝。17 日零点 50 分,联合舰队提前 开炮攻击炮台。大沽守军在罗荣光的指挥下,奋勇迎击,激战 6 小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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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力量悬殊,大沽炮台陷落。罗荣光退回天津,后仰药自尽。联军纷纷登 陆,在附近村镇焚杀了 3 天,然后向天津进犯。这样,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正式爆发。 天津的清军主力是提督聂士成的部队,还有提督马玉昆的部队。6 月 17 日下午,驻扎紫竹林租界的侵略军焚毁了清军武备学堂,学员因弹药 库爆炸全部牺牲。清军忍无可忍,向租界开炮轰击。直隶总督裕禄也召集 在津团民首领开会,发给刀枪,鼓励团民投入战斗。在天津驻军和团民联 合进攻下,租界敌军困守待援。21 日,在大沽的联军接到求援消息后立 即出动,冲破重重防线,于 23 日晚到达租界。26 日,西摩联军退了回来, 庸集紫竹林的侵略军共有 1.2 万人准备反扑。27 日,侵略军出动近 4000 人攻击距租界近 10 公里的东局子。守军寡不敌众,加以弹药库爆炸,被 迫撤离。 老龙头车站争夺战最为激烈。 6 月 15 日, 一支俄国部队抢先占领车站。 义和团进攻受挫,曹福田便指挥团民布防。18 日,清军与团民联合进攻, 俄军死伤 500 余人,只得困守车站,以后陆续增兵至 3700 人。28 日,曹 福田所率团民与赶来助战的张德成等团民决定在次日大举攻打车站, 清军 马玉昆部于当天赶到参战, 其他清军则在三岔河口、 黑炮台等处开炮掩护, 战事十分激烈。 义和团好几次冲进车站, 终因敌军炮火猛烈和缺乏作战经 验而未能攻克。 7 月初,除曹福田的团民与马玉昆部继续围攻车站外,张德成等团民 与聂士成部还分别由马家口和海光寺向紫竹林进攻。 聂军且以准确的炮火 猛轰租界。6 日,联军企图偷袭马家口,遭受伏击,损失不小。张德成还 大摆用牛踩雷引爆的火牛阵,清除地雷,逼近租界。9 日,租界侵略军调 整战术,于凌晨 4 时半由一队日军进攻纪家庄,屠杀大批团民,抄袭八里 台聂士成部的后路。接着,英、俄 6000 名军队冲出租界,猛攻聂军。聂 士成力战不支,英勇牺牲。马玉昆闻讯与张德成等带领队伍强攻租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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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手;晚间又大举攻入车站,几乎被增援的敌军包围。 7 月 10 日,侵略军在袭击得手的形势下,又得到了 2500 余名生力军 的支援。同日,一直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宋庆到达天津, 到处捣毁义和团坛口, 加以清廷内部求和的呼声日益高涨, 前线军心混乱。 13 日凌晨 4 时,联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天津城,全城火光冲天,而后分两 路进攻: 攻打东城和东北角三岔河等地、 尤其是黑炮台的东路主要是俄军 及德、法军队共 5000 余人,切断了曹福田等团民和部分清军后路、迫使 他们撤出阵地以后,逼近天津城;西路有日、英、美等国军队共 4300 余 人,在付出重大代价夺取西局子以后,开始进攻天津南门。裕禄与宋庆、 马玉昆率领大批清军逃往北仓, 留守的少数清军与义和团民拼死抵御。14 日凌晨,南门被日军炸开,守军与义和团民又展开巷战。张德成等义和团 首领身负重伤才撤离天津。 侵略军进攻南门共伤亡 750 多人, 是他们在侵 华战争中最为惨重的一次损失。守卫东北角一带的义和团民和部分清军, 在歼敌 Z00 多人以后,也被迫撤走。当天下午,天津失守。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进行疯狂的屠杀与抢掠,城内尸骸遍地,断垣 残壁,一片凄惨景象。7 月 30 日,联军设立“天津都统衙门” ,对天津进 行了长达 2 年的殖民统治。 俄国首先抢占海河东岸, 强行建立俄租界; 英、 日、法、德、美等国乘机扩张租界,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也乘火打劫, 强划“租界” ,出现了列强分割天津的局面。 北京的义和团自 6 月 12 日起,开始焚毁外国教堂和一些洋行。15 日 后,他们和部分清军向樊国梁主持的西什库教堂发起攻击。在教堂内的 3000 多教民、教士和部分法国士兵拼死抵挡,战斗时断时续。16 日,前 门大栅栏的老德记西药房被烧,火焰延及邻近房屋,损失颇大。20 日, 顽固派奏准攻打使馆, 以屠杀团民为乐的德使克林德在去总理衙门交涉途 中,被神机营章京恩海击毙。董福祥率领的甘军等部,与义和团民一起围 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但“宣战”第二天,慈禧太后接到了裕禄于 21 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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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关于大沽口失陷的加急公文, 又面临东南督抚的一片反对、 侵略军不 断增加的局面,大为恐惧,便采取了荣禄、袁爬等人的借刀杀人之计,由 清军驱使义和团民进攻使馆,团民在侵略军密集的炮火和“督战”清军的 屠刀之下大量阵亡。然后清政府又以去津、沽助战为名,将义和团调离北 京。董福祥部进攻使馆的行动也受到约束。清政府的这种“明攻暗保” , 使盘踞在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侵略者得以逃脱灭顶之灾。 列强占领天津之后, 向清政府提出保全使馆、 惩办端郡王及仇外诸大 臣作为谈判先决条件。袁叔、许景澄等人进而奏请将徐桐、刚毅等人处以 重典。后党顽固派垂死挣扎,于 7 月 28 日、8 月 11 日将坚定站在光绪帝 一边的许景澄、袁 、徐用仪、联元和立山五大臣处死,罪名是离间帝后 关系。 8 月 4 日,八国联军约 2 万人向北京进发。次日凌晨,在北仓遇到 了马玉昆部和义和团民的狙击,激战 6 小时后突破北仓。6 日,又破杨村 防线,裕禄兵败自杀。前线主将宋庆、马玉昆一路逃窜,奉旨在河西务布 防的武卫军帮办李秉衡无法制止兵溃,最后在张家湾服毒自尽。12 日, 侵略军进入通州,随后攻打北京,义和团民和董福祥甘军等部奋力苦战, 终于不敌,15 日,北京沦陷。当天清晨,慈禧太后挟光绪帝离京,后经 山西往西安, 9 月 7 日于途中正式下旨对义和团 “痛加铲除” 、 “实力剿办” 朱寿朋编: 《光绪朝东华录》第 4 册总第 4540 页。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以后, 对义和团乃至普通平民进行疯狂屠杀。 仅在 庄王府一处,就有 1700 多名团民被屠杀和烧死。大批官署、寺庙、民屋 被付诸一炬。妇女被奸受辱致死者不可胜数。整个京城, “有闭门自焚者, 有全家身殉者,有被逐无处投依自尽者,有被污羞忿捐生者。各街巷哭嚎 之声,遍处皆同。 ” 仲芳氏: 《庚子纪事》第 34 页紫禁城、三海颐园、坛 庙陵寝、官署民屋等处大量珍宝财富、文物古玩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各国 外交官、传教士也参与抢劫。德、法两国还拆走古观象台上一组精密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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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仪器。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 地遂尽” 柴萼: 《庚辛纪事》 , 《义和团》资料丛刊第 1 册第 3T6 页。 9 月 25 日,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到达大沽口,就任联军总司令,后 至北京。联军分兵四出,继续扩大侵华战争。俄国军队控制了京津至山海 关的铁路线,德、意、英、法等国军队攻占保定,联军又多次出兵进犯直 隶其他地区与山西,焚杀掳掠,罪行累累。 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期间,俄国还乘机出兵我国东北。7 月 16 日至 Zl 日, 俄国海兰泡当局出动军警, 将在该地做工经商的数千中国人分四批驱 赶到黑龙江边,刀劈斧砍,逼下水溺死。同时,俄国阿穆尔州军事长官格 里布斯基又率领骑兵侵入中方管辖的江东六十四屯, 逐一焚烧, 驱赶居民 过江,被追杀和溺死的达 7000 余人。除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外, 应募在俄国境内修路、开矿的中国工人以及农民、商人被杀戮的不下 10 余万人。7 月底 8 月初,俄军 10 余万人大举侵入我国东北,到 10 月初, 东北三省的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全为俄军占领。 八国联军的侵华罪行,受到世界人民的共同申讨。列宁曾发表了《中 国的战争》一文,严正谴责帝国主义特别是俄国政府对中国的野蛮侵略, 热情赞扬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欧洲一些报纸和主持正义的人士也纷纷反 对他们的政府发动侵华战争,并对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表示同情与支持。 4、自立军起事与惠州起义 面对民族危机加深、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新形势, 资产阶级的各个派系 积极行动起来,提出了不同的对策,并付诸实施。这就是自立会在长江流 域发动的自立军起事和兴中会在广东举行的惠州起义。 自立军起事是由唐才常领导的。唐才常,湖南浏阳人,是维新志士谭 嗣同的亲密同志,担任过湖南维新报刊《湘学新报》 、 《湘报》总撰述。戊 戌政变以后,他流亡日本。正在日本的孙中山经兴中会员毕永年介绍,同 他会晤,希望与维新派合作,且初步商量在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的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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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孙中山即派毕永年与日人平山周到湘、鄂各地,调查哥老会实力。 1899 年 2 月,孙中山听取了毕永年与平山周的汇报后,决定湘、鄂、粤 同时大举。但康有为等人明确拒绝合作。5 月,唐才常与康有为、梁启超 等人在横滨成立了自立会。7 月,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亦称中国 维新会) ,自立会实际上成为保皇会的一个分支。 保皇会成立以后, 积极在华侨中宣传募款, 策动华侨反对后党顽固派 废-,光绪帝的阴谋,同时实施起兵勤王的计划。11 月,唐才常等人奉康 有为之命回国, 为 “合海内仁人志士, 共讲爱国忠君之实” ( 《正气会序》 , 《唐才常集》第 198 页,中华书局 1980 年版),后在上海成立了正气会, 同时秘密联络会党,组织自立军。1900 年 6 月清政府向列强宣战, “东南 互保”成立,唐才常便决定勤王起事。他先请容 If1 等人出面,以正气会 名义于 7 月 26 日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 ,出席会议的有在沪维新派、帝 党分子、社会名流和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会议推容阂为会长,严复为副 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唐才常发起召开“国会”的目的,是想通过“国 会”而“预开新政府,为南方立国基础” (冯自由: 《自立会起事始末》 附录《保皇会之报告书》 , 《自立会史料集》第 22 页岳麓书社 1983 年版)。 但在保清和反清这一根本问题上,章炳麟不赞成唐才常“一面排满,一面 勤王”的主张, “宣言脱社,割辫与绝” (冯自由: 《记上海志士与革命运 动》 , 《革命逸史》第 2 集第 69 页,中华书局 1981 年版)。汪康年、叶翰 早年入张之洞幕,主张向张之洞借兵保障东南,而不同意与清廷决裂,得 到了帝党分子和一部分社会名流的支持。唐才常等无法在“国会”中通过 他们的主张,便在正气会内恢复自立会的名目,并于 8 月 2 日任命“国会 自立军”的统带(参见胡珠生: 《自立会历史初探》 , 《历史研究》1988 年 第 5 期)。 自立会为联络会党,采取了哥老会的组织方式,开富有山堂,由长江 一带著名的会党首领分别担任正龙头、副龙头以及内八堂、外八堂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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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非会党中人,也列名其中。康有为在海外华 侨中募款 60 万元, 拨 20 万元给唐才常组织自立军。 唐才常任自立军总指 挥,在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设立秘密机关,由林圭、傅慈祥等人主持。自 立军分 5 路驻安徽大通与安庆、湖南常德、湖北新堤与汉口等处,此外还 联络了会党 10 多万人。起义时间原定 8 月 9 日,但在海外的康有为已把 注意力转向广西, “以全力、全饷、全才注西” (《康有为致徐勤等书》 ,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9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因而自立军 的汇款拖延不到,唐才常不得不延期举事。但驻扎大通的秦力山、吴禄贞 等未接到通知,如期起事,同清军相持 7 昼夜而失败。唐才常决定 23 日 先夺取汉阳兵工厂,大举起事。但这时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太后与光 绪帝逃出京城, 清王朝得以存亡继绝; 英国也害怕自立军起事牵动长江流 域的统治秩序,转变了对“勤王起事”的态度。善于观察形势的湖广总督 张之洞便于 8 月 21 日夜里,在英国领事的支持下,派兵包围了汉口英租 界的自立会机关,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人被捕,次日夜,唐才常等 11 人被杀。新堤自立军闻变起事,武昌等地会党起兵,并有湖北崇阳、 湖南湘潭等地会党响应,但因势孤力单,先后为清军镇压。清政府又大肆 捕杀自立会成员和维新人士,遇害者有二三百人。自立军起事失败。 自立军勤王起事的失败, 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镇压的结 果。 但康有为等于自立军临战之际补给军饷不力, 致使敌人得以先发制人, 对起事失败负有责任,引起了公愤。不少人从此开始摆脱保皇会的影响, 坚定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在唐才常等人策划发动自立军起事的同时,孙中山也积极准备在湘、 鄂、粤起义。经毕永年、陈少白等人的联络,1899 年 10 月,哥老会、三 合会、兴中会的重要人物在香港开会,决定成立兴汉会,推孙中山为总会 长,长江哥老会首领杨鸿钧、李云彪等人后来还去日本晋见孙中山,再返 回上海待命。 当他们听说唐才常方面 “富而多资, 遂纷纷向才常报名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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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为勤王军效力。 ” (冯自由: 《毕永年削发记》 , 《革命逸史》初集第 75 页)这样,孙中山就只能专注于广东方面了。 1900 年春夏,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潮,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清王朝内部 一片混乱。 孙中山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起义。 菲律宾独立党人也支援了 孙中山经费和武器。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企图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独 立” ,通过何启劝说孙中山予以帮助。嗣因李鸿章奉命北上,担任议和大 臣,英国的计划没有得逞。 7 月 17 日,孙中山等兴中会领导人抵香港在轮船上开会,决定由郑士 良赴惠州准备起义,史坚如负责在广州策应,杨衙云、陈少白、李纪堂等 在香港负责接济饷械等事。 因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想借口兴中会起 义出兵占领福建, 指使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假意同情革命, 答允起义军 夺取厦门的日本台湾银行的存银,所以兴中会确定了向福建进军的路线。 惠州起义军经郑士良的联络,主要由绿林和会党组成。约 600 人驻扎 在三洲田,等候数月,粮饷渐乏,便暂时疏散,留守 80 人。署理两广总 督德寿获悉后, 急调 4000 大军包围三洲田。 10 月 8 日, 起义军先行出击, 在沙湾击溃清军,以后又在镇隆、永湖、崩冈墟连败清军。21 日到三多 祝时,队伍已扩大到 2 万余人。正在这时,列强达成了“保全中国”的默 契,日本政府取消了儿玉的计划,严禁武器出口,并不许孙中山由台湾进 入内地。孙中山不得不派人通知郑士良: “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 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 ” (陈春生: 《庚子惠州起义 记》 ,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 1 册第 241 页)起义军弹尽粮绝,又遭清军 袭击,于是解散。史坚如听到惠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后,悲愤异常,决心炸 死德寿,遂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租屋,掘地道至德寿居室,埋下一百多斤 炸药。10 月 27 日夜炸弹爆炸,德寿未被炸死。次日史坚如被捕,后受尽 酷刑,英勇就义,年仅 22 岁。兴中会的领导人杨衙云不久也在香港被暗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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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却得到人们普遍的同情和支持,不但“鲜闻一 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 ” 这与孙中山 1895 年发动广州起义时“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的情形相 比, “差若天渊” ,极大地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 “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 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 (孙中山: 《建国方略》 , 《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235 页) 5、 《辛丑条约》的订立和影响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出北京之后, 开始了一系列向列强求和的活动。 首先,任命奕助、李鸿章为议和大臣,继又增派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大 臣,接着又下令镇压义和团,最后答应惩处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并致 电德皇,对德国公使克林德之死表示哀悼和歉意。 列强在占领北京之后,内部的矛盾也激化起来。俄国为了争取清政府 承认它对东北的占领, 拉拢法国力促早日开议, 以满足清政府求和的愿望, 同时又作出撤兵北京的姿态。英、日害怕清政府承认俄国对东北的独占, 对亲俄的李鸿章为全权代表持否定态度,便抓住机会,拉德抗俄。美国早 在 7 月间即发表了“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二次海约翰照会,主张维持清政 府统治地位以“保全中国”的政策,自然同意进行和谈。德国利用英俄的 矛盾,迫使英国同意“门户开放”原则,以便打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又反 过来迫使俄国承认“门户开放”政策。至 10 月底,各国再次肯定了“门 户开放”原则,使列强内部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列强据此原则商讨向中 国提出的“议和大纲” ,互相争吵到年底才达成最后协议。12 月 24 日, 除参加联军的八国外,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共 11 国联合向清政府 提出“议和大纲” 。逃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见大纲上没有将她作为祸首惩 办,喜出望外,立即“照允” 。1901 年 1 月 16 日,清政府正式接受了列 强在“议和大纲”中所提出的 12 项要求。在“惩凶”和赔款等问题上经 过长达 8 个月的讨价还价,9 月 7 日,奕助、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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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法、德、意、奥、比、西、荷 11 国公使正式订立了《辛丑条约》 。 《辛丑条约》共有 12 款 19 个附件,是一份空前严重的奴役性条约,主要 内容如下:(1)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 4. 5 亿两,分 39 年付清,年息 4 厘,以海关税、常关税、盐税等为担保, 本息共达 9. 8223 亿两,称为“庚 子赔款” 。赔款总额 4. 5 亿两,是按照当时估计的中国人口总数每人赔银 1 两而确定的。(2)列强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界,有权在使馆界内驻 兵设防,使馆界内不准中国人民居住。(3)拆毁大沽口及大沽到北京沿线 的所有炮台;列强可在京偷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 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黄村等 12 个战略要地派 驻军队。 (4)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者加入反对帝国主义的团体, “违者 皆斩” ; 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员的安全, 否则 “即行革职, 永不叙用” 。 附和过义和团的官员,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地方巡抚、藩桌以下被监禁、 流放、处死的共 100 多人。发生过外国人“遇害被虐”的城镇,停止文武 各等考试 5 年。清政府派代表去德国为克林德被杀道歉,并建立牌坊;派 代表至日本为杉山彬被杀道歉。(5)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 “班列六部之 前” 。同时“变通诸国钦差大臣勤见礼节” ,清王朝赖以维持“天朝上国” 体面的旧礼节被彻底废除了。(6)修订新的商约,以利于列强进一步扩大 对华的经济侵略。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也是清王 朝屈服于列强而交出的卖身契。从财政经济方面看,庚子赔款本息加上 2000 多万两的各省地方赔款,赔款总额高达 10 亿两以上,这是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以来掠夺数额最大的一次赔款。为了偿付这笔赔款,清王朝“量 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945 页),大 增苛捐杂税, 使全国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中国的财政经济受到了极大 的破坏。 列强通过这笔赔款, 还控制和影响了清王朝乃至民国历届政府的 财政。就军事政治方面说, 《辛丑条约》实际上已把清政府臵于列强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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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下。 大沽口到北京的防御设施全被摧毁, 外国兵舰可以直接闯入海口, 威胁北京, 紫禁城外的使馆区外国军队荷枪实弹, 外国使节可以直接乘轿 入宫,清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处于列强的严密监视和武力威胁之下。同时, 清政府还必须承担镇压人民反帝斗争的条约义务,成了列强的“守土长 官” , “洋人的朝廷” 。 《辛丑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6、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原因与历史意义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分 散的斗争仍持续不断。1901 年 5,6 月间,川东一带的义和拳散发揭帖, 号召“灭清剿洋兴汉” ,各地纷纷起义,一度蔓延至四川全省,直至 1905 年,才被清军镇压下去。1902 年 4 月,直隶广宗县人民为反抗教会勒索 赔款,在景廷宾和义和团首领赵三多的领导下,高举“扫清灭洋”大旗, 发动起义。这支队伍迅速发展到三四万人,在广宗、威县等地作战,且波 及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 24 个州县。袁世凯急派重兵进攻,德、日、 法三国出动军队 6000 余人前往“助剿” ,至 7 月才把起义扑灭。义和团的 口号由“扶清灭洋”改为“灭清剿洋兴汉”或“扫清灭洋” ,把反对帝国 主义同反对清王朝结合起来了, 这是农民群众认识水平提高的表现。 可是 这种朴素的认识, 仍没超越小生产者世界观的局限, 不可能引导农民走向 胜利。 义和团运动是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以农民为主体的华北民众自 发行动起来的反帝爱国运动。它的失败,从客观方面说,是由于中外反动 势力的联合镇压,它们相互勾结,力量强大。从主观方面说,则是由于农 民群众本身存在的严重弱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笼统的排外主义。中国农民从鸦片战争以来受到列强侵略和 压迫剥削的痛苦中认识到,只有驱逐外国侵略者,才能摆脱民族危机。同 时,外国商品的倾销,也造成了大批小生产者的破产, “灭洋”也就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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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地带上笼统排外主义的浓烈色彩,成为小生产者特有的民族救亡方 式。但他们一哄而起,盲目排外,无法夺取反侵略一斗争的最后胜利。 第二,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和控制。后党顽固派竭力主张招抚义和团, 固然出于他们卑劣的政治目的, 而他们长期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为 “奇 技淫巧” ,与义和团的笼统排外颇多类同之处;作为统治集团中最腐朽的 派别,他们也相信义和团的“神术” 。这种思想观念上的互相共鸣,使一 些义和团群众走上歧途, 也使义和团失去了得到爱国知识分子指导的机会 (当时爱国知识分子中“颇有主张乘时游说拳党首领,使改扶清灭洋标臶 为革命排满者” , 秦力山曾去天津活动, 结果被斥为 “二毛子” , 无功而返。 见冯自由: 《革命逸史》初集第 86 页)。 第三,愚昧的宗教信仰与落后的组织形式。义和团运动中所表现出来 的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宗教色彩, 植根于农村社会的民间宗教信仰。 源远 流长的多神崇拜、 降神附体和运气练功的修行习武方式, 是义和团奋起 “灭 洋”的精神支柱,也会演出用自以为是的“刀枪不入”的血肉之躯同近代 化武器搏斗的悲剧。以传统的村落、市镇为基础的立“坛”方式,造成了 义和团组织严重的分散性,无法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种落 后的组织形式是不能与组织严密的帝国主义侵略军相抗衡的。 义和团运动虽然存在各种弱点, 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首先, 挫败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威力和英雄气 概。华北千千万万农民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急时刻, “精神诩诩,气象雄 雄,臵生死于度外”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 ,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 选集》第 1 卷第 62 页),肩负起民族救亡的重任,抗击八国联军的侵略。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 , “无 论欧美日本各国, 皆无此脑力与兵力, 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 , “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 (《瓦德西拳乱笔记》 , 《义和团》资料丛刊 第 3 册第 86,244 页)可见帝国主义不能瓜分中国,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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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坚决抵抗及其永不屈服的斗争精神。 其次,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力量,打乱了它的统治秩序。轰轰烈烈的义 和团运动,使清政府受到猛烈冲击。在义和团活动的地区,清朝官吏难以 滥施淫威, 其中取媚洋人、 卖国求荣的官吏遭到惩处, 甚至被义和团处死; 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纪纲法度,荡然无存” (劳乃宣辑: 《拳案杂存》 , 《义和团》资料丛刊第 4 册第 451 页)。清朝更如虚弱了,不得不采取变 革措施,稳定局势。 最后,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推动了民主革命的发展。义和团运动 极大地教育了中国人民, 使他们看清了清政府已经变成帝国主义忠实走狗 的可耻面目,认识到要复兴中华,必须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从此,社 会上要求革新政治、 争取自由与民权的思潮日益高涨, 同情与支持资产阶 级革命派的主张和活动的人们也越来越多。 这样, 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 斗争又向前发展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义和团运动为 50 年后中国人 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奠下了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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